真是光阴易逝，转眼间已进入新千年。话说上一个世纪最末一年的10月1日，我从东京去大阪参加“日本中国学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集会（通称“前夜祭”，因在大会开始前一天举行）。主办者、关西方面最重要的中国文学研究团体“中国文艺研究会”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千年虫问题与世纪末热潮沸沸扬扬的氛围里，冷静地进行反思，于是选择了20世纪的出发点——晚清作为研讨主题，希望借助对此期社会与文学的再认识，为清理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寻找线索。这自然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构想。
而我在会场上还有另外的收获，樽本照雄先生送给我厚厚一册刚出版的《清末民初小说年表》，这是他1997年面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姊妹篇。我大概是最早得到此书的中国研究者，因为版权页上注明的发行时间为1999年10月10日。日本的出版社一向超前作业，即使在国内，朋友代订的在日本颇有影响的中国研究书评刊物《东方》，每期也总是提前到达。樽本先生的赠书很重，16开的精装本，用克数很高的纸印了五百多页。第二天，我的预定项目是寻找梁启超在神户附近的故居。由于往返搭乘的火车线路不同，不便寄存，那本书也就伴我周游了一天。
背着20世纪末的日本学者编成的关于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小说的大书，去探访将近一百年前流亡到东瀛的文学改良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的旧居，确实是偶然而有意味的巧合。在我看来，这本采用年表纂辑的著作，其最大的价值，即是一目了然地呈现出“小说界革命”发生以来，从小说创作、翻译直至社会观念的巨大转变。到目前为止，所有已出版的中国小说目录或提要，都是按照笔画或拼音排序。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逐年排列的《清末民初小说年表》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它对于研究者的意义，则在于提供了思考角度转换的可能性与便利。
该书的正文，是由分别标记为a、b页的创作与翻译两部分联合组成。这种并置的方式，可以使我们对同一年的小说著、译情况方便地进行比较。依照断代史惯例截取的发端1840年果然带有某种预兆，《意拾喻言》在这一年的独领风骚引人遐想。假如我们忽略一部之短长不予计较，那么，此后的空白多年，只被《伊索寓言》与《天路历程》二分天下的翻译小说，到1872年《申报》创刊，才算出现了转机，并以3：0的绝对优势，打破了创作小说独霸的天下。1896年，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问世，局面再度扭转，译作以4：2的超出压倒了创作。第三次的时来运转，便要数及1902年11月《新小说》发行带来的生机。根据《年表》进行的统计显示，1903年出版的小说，创作为73部（篇），翻译则有96部（篇），后者可谓大获全胜。从简单的拼接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报刊确为近代中国输入外来文化最先进的管道。
目前研究界已一致承认，《新小说》的发刊在中国小说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中，属于划时代的事件。不只是促使译作一度在数量上占据了大幅度的优势，而且，小说发表年度总体数字的增长也令人振奋。自此，小说真正成了文坛上备受青睐的文体，数量逐年增长。这明显表现出，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登载《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界革命”以来，其影响的广泛与深远。而《年表》的编者也顺应时势，敏锐地改变了此前按年编排的方式，从1902年起，细化为按月分列。如此，“小说界革命”发生后，小说创作与翻译蓬勃兴旺的势头，才得到了恰切的反映，
翻阅《清末民初小说年表》，还能够清晰地看出新旧消长的轨迹，原本由历史、神怪、公案、武侠、言情、狭邪等传统小说类型包揽的世界，到戊戌前后始面临挑战。《通商原委演义》、《台战演义》、《林文忠公中西战纪》、《康圣人显圣记》等时事小说，姑不论其写作立场，单是取材，便有直面现实的优长。这份现实情怀随着时局的推衍，尤其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西逃，也急剧膨胀为救国愤世的社会共同意识。迨“小说界革命”登高一呼，作者的创作激情勃发，谴责小说与政治小说一抨击社会、一张扬理想，结伴而行，便成为“新小说”族群中最具代表性的类别。而《年表》所显示的新小说全面取代旧小说之时，也正在1902年《新小说》创办后。
尽管我们得承认，由于本书采取了在报刊之外，不收录重版单行本的原则，会使新小说对源远流长、经无数世代阅读的旧小说的取胜，看来显得过于轻易。情节当然并非这般顺遂。不过，就创作者一方而言，《年表》所展现的观念的推陈出新则是真实而确切无疑的。
“新”在中国传统语汇中，曾经染有不怎么好的意味。评论某人“喜标新立异”、“好为新奇可喜之论”，多半不是奖誉而是贬抑。这大概和被尊奉为圣贤的孔子与孟子都不趋新而爱旧有关。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制的《十三经新索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使经文的逐字检索变得轻而易举。查找的结果让我们相信，声明“吾从周”的孔子，言谈中确实极少提及“新”之一词。《论语》中“必以告新令尹”（《公冶长》）与“新谷既登”（《阳货》）两处，均出自学生之口；孔子唯一说过的与“新”相关的话，便只剩下“温故而知新”（《为政》）一句。《孟子》的不喜新更令人失望，全篇统共只有一段话出现了两个“新”字，那是对滕文公的勉励：“《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滕文公上》）很清楚，引用《诗经》的成句也不能算在孟子的账上。圣贤的少言“新”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加以汉代王莽篡位，建立的王朝偏命名为“新”，更为“新”字带来了厄运。朗吟“千门万户日童日童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的王安石，也因创行“新法”遭到了历史学家的同声斥责。“新”总与“躁进”、“出风头”联系在一起，使人不能放心。
到了二十世纪初，情况才彻底改变。确立了“新”之正面意义的功臣可推梁启超。配合着政治上的革新意识，其求新若渴，褒扬“新”义不遗余力，促成了“新”字的流行一如星火燎原。梁在日本创办的流传广远的杂志取名《新民丛报》，为阐发“新民”理论而撰写的系列论文总题为《新民说》，因提倡“史界革命”发表了《新史学》，而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文学刊物，便顺理成章地命名为《新小说》。其在文艺界也首开“新”风。编写戏曲有《新罗马传奇》，创作小说则留下未完稿《新中国未来记》。集中产生于1902年的这批书刊，给予小说写作的影响极为明显。先是1903年，在《新小说》的“写情小说”栏刊出了狄葆贤（平等阁）的《新聊斋》；次年，《时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又登载了《新水浒》、《新儒林外史》；经过数年的积累，到1909年，以新眼光改写旧小说的翻新之作终于蔚为大观。检点这一年的收获，创作方面计有《新聊斋》、《新笑林广记》、《新三国志》、《新意外缘》、《新儿女英雄》、《新今古奇观》、《新三笑》、《新西游记》、《新花月痕》、《新七侠五义》、《新石头记》、《新野叟曝言》等名目，对传统资源的重新开发已相当全面。这还不包括前几年出版的《官场现形记》、《官场风流案》、《官场笑话》、《孽海花》的新编，而上述诸书也时有同名异构。以小说之为世俗读物，书名的标新亦足以映现社会通行观念的转移。
总之，《清末民初小说年表》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开启许多新课题，仅尝鼎一脔，已让我收益非浅。后半部的“作品名索引”与“著译编者索引”，也使本书利用起来更为便当。
当然，由于作者身处近代小说单行本与报刊原件均极为缺乏的日本，纂辑此书时，多半只能依据各种书目、报刊篇目中的“小说”栏目及相关研究资料，《小说年表》的掺入弹词、戏曲诸类作品，因而是可以原谅的混杂。如果往好处说，这倒也如实体现了近代人对“小说”文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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